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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律师，我需要跟你见一面。」

    见面地点不在法院、不在律所，而是一间老旧的公园後巷咖啡店。

    温育纶没带助理，穿着便服，脸sE倦怠，双手在桌下紧握成拳。

    「我这里有几份证物，本该昨晚由刑事局送交法医中心的，但今天早上被行政调拨到高检署的特别审核室。」

    「谁调的？」

    「不知道。命令是口头下达，程序完全违规。」

    她顿了顿，看着他，低声补一句，「还有，我昨天办公室的门被撬开了，文件没少，但我桌上那份案卷被调了位置。」

    这对一个检察官而言，是警告也是羞辱。

    何煜昇明白，她在冒险告诉他这些。

    「接下来，他们不会只是压你了。」他说，「他们会动我们的证人。」

    「我知道。」她声音发抖，「但我不会撤案，除非我Si。」

    两人沉默良久，窗外有人在巷子里弹吉他，唱的是〈悲伤的手风琴〉，一首老台语歌，像是城市的记忆在作痛。

    晚上七点，陈歆妤与几位曾拍摄过的受害者聚在律所会议室，讨论是否要联名发布声明。

    其中一人叫彤彤，二十岁，曾是舞蹈系学生，说话声音细微而尖锐。

    「我不想再让人觉得我是配角。我那时才十五岁，第一次拍完，摄影师递给我一罐可乐说：你笑起来真有味道。我就想，难道我不是在演戏吗？我想说话，哪怕被骂、被羞辱、被记一辈子。我也不想再躲了。」

    陈歆妤握住她的手，没有说话，眼泪却突然掉下来。